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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者既是思想文化沟通的桥梁，又一直都在隐身中孤独奋战。

冬春交替时，我们敬重的几位翻译家驾鹤远行：娄自良、郭宏安、柳鸣九、李文俊、杨苡等，缅怀是惦念，也是感恩。从新文化运动至今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是在译文世界里成长起来的，翻译功不可没。汉语之丰饶、之玄妙，离不开译者群体的贡献。

然而，经典文学基本都被翻译了，重译重出的市场化操作如同乱花迷人眼，也似乎很难再出现当年的大家。另一方面，新作迭出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互联网语境导致阅读习惯改变，各国都有年轻的写作者偏爱使用简化的语法、语汇，新词涌现又迅速寂灭，大量新作品渴望被翻译、被传播、被贩卖，既需要大量的译者，翻译的难度又似乎在降低。好比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人工智能在这个时代飞速膨胀，智能机器人式的在线翻译似乎敲响了警钟——圈外圈内都有人在问：人类翻译会被机器和算法替代吗？文学翻译还有什么前途？

其实在很多年前，西方翻译理论家就开始探讨翻译的深意。韦努蒂曾说，坏的翻译消融了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，因而是不道德的翻译伦理。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思想家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：译文越流畅，译者越隐形。因而，译者既是思想文化沟通的桥梁，又始终困在隐形的境地，无论在声誉还是收入上都属于文化界中的次等公民。各国的文学和理论译者都面临多重困境：倾向归化还是异化？隐藏在这个学术问题背后的其实是社会意识形态、民族意识；文学翻译如何权衡质量、时间和成本、收益？隐藏在这个现实问题背后的则是文学商业运作的规律；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类译者的基础劳作，文学文本又在多大程度上仰仗人类译者的智慧和创意？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是科技工程师，甚至不仅是译者，还包括作者。

近二十年来，我翻译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非虚构等数十部英语作品，不知不觉间被大家认为是专业翻译，但内心始终非常忐忑，一方面知道翻译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译者永远在做一件谈不上完美的工作；另一方面又认同自己是文学世界里的小小雇佣兵，是文学思想传播流水线中的一枚小小的螺丝钉，最终还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可以辱没翻译这件事的庄严和重要。我对人工智能一向很友好，就像面对一个成长得很快的小朋友，我们彼此好奇，彼此帮助，也要彼此忍耐，甚至彼此调教。就目前来说，我很喜欢让刻板的机器人帮我完成零碎的小活儿，比如在校对有没有漏译的时候，机器人兢兢业业，挺好。翻到某些需要思索的词句时，我会找它“商量”一下，有时可以看它出丑，或是看到它那么死板，也挺开心的。假如有一天，反过来，它完成了大量工作，最后来找我商量，听从我对人类微妙思想和情感的判定，那也不错。

在物流、大型工业领域，机器人早已和人类共生，如同机器铠甲，成了人类劳动力的延伸；我猜想，在文化领域，这个过程正在发生，也必将发生。翻译人与人之间的语言、思想和概念，或许必须要运用人类的特长。但假想有一天，像特德·姜的小说里写的那样，我们需要翻译外星人的语言、思想和概念，或是像莱姆的小说里写的那样，需要理解索拉里斯星的思想呢？多个帮手不好吗？毕竟，译者一直都在隐身中孤独奋战啊。既已修炼，何惧炉火添薪？（于是）